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各地计生部门演绎了不少的悲壮剧情：上吊给绳，喝药给瓶，强行堕胎……从有条件二胎政策出台，到上海计生委鼓励多生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人口潜在的危机。只是新政策实施以来，二胎生育没有预料的那么热门。笔者所在的单位，听说要二胎的也只有两例。绝大多数人的父母不想生，个别想生的遇到新阻力。从媒体近期的报道看，孩子竟然是阻碍父母生二胎的反对者，严重的有以扼腕自杀相威胁父母。以死相逼固然出格，但软威胁的阻挠，同样不可轻视。

　　单独二胎放开后，不少已有大宝的年轻夫妻，开始考虑生个二宝。但这二宝真不是你想生，想生就能生。近日，网友“滴答”在网上晒出自己和老公写的《保证书》，向女儿保证，永远第一喜欢大宝。这才得到了大宝的允许。(《东方今报》1月29日报道)

　　生育权本来是生育者双方的权利。这种权利如果变成了家庭内部共享的权利，“民主”协商可能是最佳的选择。怎奈协商的结果是妥协。这份所谓的“最爱协议”，可能是孩子父母无奈的选择。对于这一点选择，网上一片批评的声音。纵观舆论批评，要么把责任推给那个孩子，要么指责父母不该如此虚伪。不论哪种观点，结论都倾向于“教育的失败”，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教育部。

　　客观而论，当事父母、孩子确实有错，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典型的小孩子干起了计生委的活计，直接干涉了父母的生育自主权。以前，父母想生，计生委不允许；现在，自家孩子扮演了计生干部的角色。这个角色的微妙变化，恐怕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。

　　人性自私，在家习惯了小皇帝的孩子，不希望家里出现利益竞争者，用他们的嘴抗议，用极端的手段阻挠，应该和教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何况，类似的事情往往前所未有，所以把板子打在“教育失败”身上，有点牵强。至于想再生育的父母，采取民主的协商方式征得孩子同意，这个做法我觉得可取，而不是某些人说的“愚昧”和“欺骗”。

　　这个现象的出现，与生育年限时间过长有关。一般来说，一胎和二胎间的年龄间隔，以三岁为佳。两岁的孩子，个体的权利意识还在萌芽期，自然不会干涉父母的生育权。何况，多个兄弟、妹妹，是在给自己减负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最佳再育期，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给错过了。等一胎的孩子大了，他们早已习惯了独霸家庭的生活，这样的独霸和教育即便有点关系，也不算太大，因为一个孩子的父母，天性会把爱洒向唯一的孩子。

　　反思父母为生二胎给孩子写保证书，不能一味指责孩子和父母，更要反思我们长期的政策。政策制定者的想当然，或者说想当然的恐惧感，最终把这种对人口多的恐惧强加给无数的父母，一胎政策给年幼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无法感受协作、分享和关爱的环境。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年轻一代心理承受力差、自私和霸道的集体特征。这样的特征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，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洗刷。而每一次洗刷，无疑要遭遇些许的阵痛感。计生委权力的消解，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；孩子所干的计生委的活计，想必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消失的。对此，我们不妨放宽心态，让爱的承诺再继续飞一阵吧。